当前,需要根据国情进一步制定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并纳入法治轨道。
总体而言，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国家机关所拥有的技术专长、实践经验与信息情报等功能优势，意味着由其负责各自权限范围内的试点工作最符合功能适当原则。当行政权力扩张，自由裁量权兴起，治理过程中的专业理性受到更高程度的重视。
厘定全国人大的权力边界，须借助宪法保留理论。所以，宪法在设置国务院职权时，保留了较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重叠和交叉的领域，只是根据层级、决定范围的不同进行了适度区分。这一点承载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理性化的功能诉求。必要而负责任的授权，须考虑其与权力结构的契合，从所授之权为自身之权所授之权为可授之权授权具有明确性所授之权适合被授权机关行使授权机关设置民主控制机制等展开阶层式的合宪性分析。调适的结果，不是单向的立法权收缩或行政权扩张，而是在整体权力配置下，符合特定条件而启动的不同权力之间的合作，以及由此形成的动态平衡。
除协调立法与行政关系外，授权还促进了中央顶层设计和地方试点之间的相互调适。授权若不至于构成对科层体制和程序机制的悖反，就需要其在获得绿色通道的同时，既要强化自身的正当性说明，也要强化作出授权决定的程序自觉，以此补足其所减损的程序价值。否则不仅会模糊人民和敌人的原则界限，在政治上也有损于工农联盟的巩固，有损于民族和人民的团结。
表面上是区分行为，最终区分的仍然是从事不同行为的人。注释: [1]周伟、李成、李昊等编著：《法庭上的宪法：平等、自由与反歧视的公益诉讼》，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所谓外在目的是指国家的不同对待是作为实现公共福祉的工具，比如国家为了促进建筑业发展，在征税时扣除建筑成本，从而使自建房比其他房屋缴税更少。要注意的是，如果对一方的优待过大，反而会给另一方带来不利，产生反向歧视的效果。
[27] 三、作为新公式的比例原则 旧公式的问题除了标准模糊外，更主要的问题在于，恣意禁止的审查比较宽松，只有明显的不公平才构成恣意。此时就可以认定为违反平等，不能不同对待，只能相同对待。
这一分析思路的核心就是把比例原则分为两部分嵌套进禁止不合理的差别对待中，正如学者博哈格所说，在平等权案件中，不仅要衡量不同与区分的目的之间的关系，也要衡量不同与区分的效果之间的关系。种族或者族裔背景固然可以作为给予申请者加分的因素之一，但不应该仅仅以申请者的种族或族裔身份为依据，将其入学许可申请独立出来，与其他申请者分轨处理。[3]参见梁鹰：《备案审查制度若干问题探讨》，载《地方立法研究》2019年第6期，第14-15页。[6]当然，从公民包括人民和敌人的角度来说，公民无法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是在人民内部仍然是需要在法律上平等的。
[33]什么是本质上相同，什么是本质上不同，无法抽象地界定，而是随着个案而变化的。于是法院开始转向，无论不同对待是针对人还是针对事，只要该不同对待影响了相关人受基本权利保护的自由的行使，就可以适用比例原则来审查，比如，对交易活动、职业病、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的不同对待也被视为对人的不同对待。但国家机关是不允许有偏好的，故宪法上对于不平等的认定往往比民法更严格。[4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页。
其次，审查区分对于目的的达成或者对于区分理由的实现是否妥当，比如，税法的目的如果是收入调节，那么根据不同的地域来划分就是不妥当的。[61]此时，不同对待是以优待的方式出现，然而优待到什么程度，理论上是无限的。
学者伊普森曾经认为，由于区分都是根据区分目的来进行的，所以，审查区分能否实现区分目的无异于一种套套逻辑。此时就要考虑不同的女性干部早退休给女性干部带来的权益损害的大小。
比如2022年8月，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司长张谋在回答记者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都作了哪些调整的问题时，就指出，有的教育资源已经相对均衡的省份取消了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因此，同等有效的手段只能是指多个不同对待的手段，这些手段都具备了妥当性，即能够实现区分的目的，而具有了同等有效性。对此，有学者提出批评，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经常是并存的，比如刑罚固然要考虑罪犯自身的罪责，但是也会考虑犯罪行为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要不要适用比例原则呢？[35]同时，认为基于内在目的的区别对待不需要适用比例原则的观点，可能也无法成立。[53]那么，在这些新的立法事实下，还能否认为女性退休年龄早是对女性身体健康的特殊保护？这种目的正当性的情势变更与合宪性的情势变更类似，[54]反映了事实性对规范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不同对待的问题。有的省份按照区域加分，区域内符合一定条件的，无论是汉族考生还是少数民族考生都有加分。
比如张先著诉安徽省芜湖市人事局录用公务员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案中将乙肝病毒携带者排除在公务员录取之外的《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试行）》是安徽省人事厅和卫生厅共同制定的一部规范性文件。比如在Gratz v. Bollinger案中，密西根大学从1998年开始对申请入学者设计了一套评鉴制度，该评鉴的满分是150分，当申请者的分数超过100分时就会被自动录取。
梁鹰：《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述评》，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第176页。摘要: 宪法上的平等权是指规范自身的平等，不同于其他公法领域的规范实施的平等和民法上的私人之间的平等。
[8]参见周伟、李成、李昊等编著：《法庭上的宪法：平等、自由与反歧视的公益诉讼》，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过去对比例原则能否适用于宪法平等权分析，最大的争议其实是在必要性上。
[37]参见王锴：《重庆高考状元因民族加分未被大学录取事件--优惠性差别待遇措施与宪法上平等原则》，载胡锦光主编：《2009年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对于后者，关键在于对待是否合理，即不同对待到何种程度仍然存在一个合理性问题，此时可以用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均衡性来判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对待。所以，目前认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要遵守平等，即法律面前的平等同时包含了法适用平等和法制定平等，后者也被称为法律的平等（Gleichheit des Gesetzes），即立法机关不得有偏好或者在立法中对人进行歧视。反过来，如果规范本身是符合平等的，那么还需要执法机关在实施该规范的过程中忠实地贯彻这种平等要求，不能选择性执法，否则就违反了规范实施的平等。
比如，根据《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第1条，先天性心脏病等器质性心脏病，不合格。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所采取的配额制会变相减少其他非少数族裔学生的入学机会。
[30]然而伊普森也不因此就认为平等权案件可以适用比例原则，他的反对理由是，在平等权案件中，立法者为什么要进行区别对待，它往往是基于某种区分的目的而来的，此时，如果适用比例原则来审查区别对待的手段能否达成区分的目的，就会陷入一种套套逻辑，即不同对待对于不同对待的达成是妥当的、必要的和均衡的。[21]就像学者阿列克西所说，没有两个人或者两种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具体来说，用比例原则中的目的正当性、妥当性来分析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差别，如果规范分类的目的不符合宪法的要求或者虽然区分的目的正当，但现有的区分无法实现区分的目的，就可以认为该差别不合理，从而不能进行不同对待。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同时，我们也看到，该条又在公民是否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作了年龄的区分。
[20]但是上述标准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相同，什么是不同。比如刑罚在考虑罪犯的罪责时，难道不需要在罪责大小与刑罚的轻重之间进行权衡吗？这种权衡即使不是广义的比例原则，也属于狭义比例原则的范畴。这一观点得到了多数学者的支持，比如贝奥坎普、勒希特、米歇尔、布洪宁、温特、博哈格等。其二是对于一定的立法目的而言是否合理。
比如在李东照、任诚宇诉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悬挂横幅侵犯河南人名誉权案中，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追究敲诈勒索罪按照地域进行区分，但龙岗分局下属的龙新派出所在其辖区内悬挂出了两条写有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和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的横幅，[8]显然是进行了选择性执法，这种执法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因此通过普通诉讼就可以解决，而不需要进行合宪性审查。而规范性文件之所以作某种区分，必然是基于某种区分目的。
此时，并不需要适用比例原则，因为罪责和刑罚、税率和收入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只有一个相适应的问题。[51]2015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6.34岁，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3.64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9.43岁。
也就是说，差别合理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地区别对待，比如在男女退休年龄不一致问题上，即使认为性别是合理的差别，但是女性比男性早多少年退休？是早5年还是早10年仍然是一个关乎公平的问题。也有关于德美比较的研究，参见张青波：《宪法平等原则对立法分类审查的体系性标准--以美国和德国的实践为参照》，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5期，第166-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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